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最初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简单、低附加值商品，这期间，国内需求不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线逻辑是国内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或中间产品，满足人民部分需求的同时大量出口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二次加工成高附加值成品，售回国内满足另一部分国内需求。我国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较大部分不是依靠国内的生产力满足的，如尖端科技产品的需求、奢侈品的需求、文化产品的需求等等，换句话说，是发达国家用他们的产品升级创造了我国人民更高层次的需求。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产业种类、品质上均已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逐步走向中高端，出现了像华为、大疆等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竞争力的企业，也在5G等领域进入了全球领导者集团。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消费一再升级，造就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过去双循环的主线逻辑一步一步颠覆，我国人民更高层次的需求也有望被我们自身的生产力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

一、双循环新格局的时代背景和框架机制

（一）双循环新格局的时代背景

2018年7月11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8月2日又将加征税率提高到25%，由此拉开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局。2年多来，中美双方经过十几轮的谈判磋商，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根本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美国为首的国际单边主义的抬头，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抑制全球贸易的增长。

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的报告里，大萧条以来90年内的首次出现几乎所有成员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都有所下调。二季度美国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按季度环比下降31.4%，德国下降9.7%，法国下降13.8%，意大利下降13.0%，英国下降19.8%，新加坡下降42.9%，日本下降7.9%，韩国下降3.2%；4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4.7％，到9月仍高达7.9%；日本的机械订单下降16.3%……部分国家的经济依然没有复苏的迹象，全球经济持续萎缩，国际有效需求下降，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为止本世纪最大“黑天鹅”。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改革发展的助推器，在持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当我们聚焦如何扩大内需的时候，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历史发展的方向终将是全球化融合，单边主义、利己主义仅仅是过程中的小插曲，不会也不可能逆转全球化的趋势。我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要在国际上寻求合作，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二）我国双循环新格局的主体框架及存在问题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满足现有需求和创造新需求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重要环节，实现国内循环的升级，从而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更好联通。

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的落脚点，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我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按照汇率折算为59672亿美元，同期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376亿美元，我国与美国的差距仅有2700亿美元，比2017年缩小了700亿美元，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2018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美国的23%，按照当前世界一流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看，我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大，这部分空间就是我们扩大内需的方向。

以科技创新及其他方面的创新为动力，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传统需求的日渐饱和降低了消费的成长性，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一方面可以对传统需求进行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从多渠道刺激消费增长。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成经济循环的基本框架。生产关联的是资本的投入、资源的供给，分配作为经济循环的中间环节，决定了各个阶层的消费能力，流通是商品流向消费市场的重要环节，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效率，消费作为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决定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对于我国而言，现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都存在一定问题。社会生产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产能稀缺，这其中有受制于科技实力的，也有产业分布不科学的原因。分配制度有待进一步改革，如何体现分配公平，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强化生产要素分配合理性，防止阶层固化，仍然是需要面对的课题。“重制造、轻流通”的问题依然存在，打通最后一公里，降低流通领域的成本、提高效率，仍需要攻克。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与需求的适配性仍需加强，对于消费的刺激不能单纯依靠促销等粗放手段。

当我国建立起国内大循环的“高级版”框架，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频道自然随之切换，我们将实现更高水平的输出，而世界的资本、资源、人才、机遇等，也都会向我国倾斜。

二、当前我国重构国际循环新秩序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2018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讲话中这样描述未来10年：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大变局伴随着大机遇，风险与挑战并存，只有准确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才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

（一）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机遇

纵观世界历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电气化时代欧洲的崛起，互联网时代美国的超越，每一次的新旧动能转换都会造成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当前，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涌现，将会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洗牌，长期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可能会因此实现换道超车，在世界经济中确立新的地位。

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存在以下优势：

一是国内市场会提供巨大的创新动力。以移动支付为例，2020年10月，央行发布《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85.37%，比2018年高2.98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76.21%，比2018年高4.06个百分点，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连续三年居全球首位。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规模下，仅依靠国内市场就能够提供巨大的创新动力。

二是对创新的支持政策空前强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全力推动创新事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2019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0717.4亿元，比2018年增长12.6%，为科技创新实力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增速较2018年加快0.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3%，比2018年提高0.09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基础研究经费比2018年增长22.5%，增速加快10.7个百分点，占R&D经费比重为6.03%，首次突破6%。

（二）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机遇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对市场的占据、对世界经济版图的控制。

国际话语权分量变化。我认为，国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话语权的争夺。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交易使用他国货币，产品适用他国标准，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普遍存在，国际竞争力无从谈起。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家话语权提升，可以更加相对公平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参与规则制定，从而树立竞争优势。

国际需求格局变化。传统市场被传统强国占据，短期之内市场分配很难打破，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分蛋糕，国际需求不足会遏制经济发展。2001年到2018年，我国对东盟货物进出口占总额的比重由8.2%提高到12.7%，东盟已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关系日趋紧密。2013年到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超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0%，高于同期货物贸易整体增速，占总额的比重为27.4%。

（三）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机遇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开启了退群之旅，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十余个国际组织和协定，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超级大国缺位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中国积极补位，承担大国责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安全和稳定是吸引资本的重要因素。面对国际局势的混乱，中国始终保持发展的定力，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连续4年压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数次扩容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球资本投资中国的信心持续增长。在全球跨境投资持续低迷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不但实现总额的逆势增长，质量也进一步提高。2016至2019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3.9%，2019年占比达27.7%，比2015年提高15.5个百分点。

疫情下制度优势尽显。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与部分国家抗疫效果相比，我国在最短时间内切断了病毒的传播，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可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将进入漫长、不平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苏阶段，而中国将对疫后全球高质量复苏和重建作出重要的积极贡献。

三、双循环背景下南京发展的新机会

（一）创新名城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经过几年的创新名称建设，南京的城市创新水平空前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版全球创新指数，南京排名第21位，在国内上榜的17个创新集群中仅次于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在2017—2020年4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南京从第94位、第27位、第25位到第21位，实现“四连跳”。2018年至2020年，南京4次公布了南京市独角兽、瞪羚企业榜单，总计422家独角兽和瞪羚企业。最新发布的《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南京独角兽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五、全球第九。

（二）“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新兴市场开拓

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深度融入国家和省“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南京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城市。已通航国际城市30多个，国际直航线路已覆盖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8年南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1.4亿美元，赴“一带一路”投资项目36个，中方协议投资额3.2亿美元。开放格局不断扩大，南京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2019年南京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国家、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总额占全市比重提升1.2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出口总额增长25.5%。

（三）长三角一体化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

经济学家黄奇帆先生说，一个国家的开放高地，一般具有五个基础条件：一是具有较大的城市群体系，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较强的腹地优势，连接产品供给和市场、消费地区。二是具有联通全球的交通枢纽（航运、航空、铁路），在国内外经济中发挥枢纽功能。三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既有海关商检国家一类口岸功能，又有保税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在财政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形成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四是具有与国际市场融合的全球化大产业，形成独具特色、产业链配套发展的产业体系。五是集聚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领导能力的人才，在技术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长三角地区的“三省一市”就是我国具有这五大条件的开放高地。身处长三角核心地区的南京市，将会随着区域的突破与提升，进入新的发展高度。

四、对策建议

事物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东风已在脚下，我们要做的就是顺风而行。对于南京而言，与国家的总体方向契合，与区域的发展规划融合，充分发挥自身的禀赋，集中精力做强自身优势，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一）积极开拓发展新兴市场

随着全球新兴市场的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将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一个重点。南京虽然不是以贸易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城市，但是深化对外开放与合作一直在南京的发展蓝图里。提升南京与新兴市场间的合作，将是南京拓展海外市场重要的一步。以“一带一路”交汇点重要枢纽城市建设为契机，在交通上重点发展国际直航路线，加快发展中欧班列；在产业上要“弱”引进、“强”输出相结合，做大做强产业地标；在对外开放上要加强重点国别的经贸合作，稳步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

（二）继续推动创新名城建设

继续坚持不懈推动创新名城建设，以创新促发展。利用好高等教育资源，建立高校科研项目长效扶持机制，拉长扶持周期，特别是尖端国际合作和校企合作项目，在行政层面降低项目研究和投产成本，确保项目在南京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机，专注做大做精自身固有优势行业和有创新基础行业，加快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培育和壮大，以放眼国际的眼光，立足国内龙头的短期目标，推动产业形成有产出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态势，真正把产业底蕴和根基做牢做实。

（三）发挥区域一体化新动能

黄奇帆先生所说的五大条件中，大部分归根结底是长三角的核心——上海的优势。南京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有较好的条件利用上海的优势，与区域内的先进产业体系接轨、配套，以此与国际市场融合。通过一体化建设“借梧引凰”，吸引优秀人才来宁创业就业，提升技术和管理的国际化水平。